来到奉贤

  这狐狸大仙在人们的舌头尖上被传的神乎其神,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灵性尽失,你想啊!身为大仙,乡亲们在挪土地庙之前,它应该能预测到,至少应该在乡亲们动手之前避避风头,结果被高建国伤着了;身为大仙,竟然连猎人下的套子都没有认出来,别说本事了,连最起码的智商都没有。
  张有福在夹子和夹子旁边的地上还看到了一点血,张有福就把这节尾巴拿到村子里面给乡亲们看,上了年纪的人都说是狐狸的尾巴。张有福被吓着了,病了一场不说,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验证了乡亲们的说法,谁伤了狐狸大仙,谁就得遭遇祸事。
  当时,张有福的两个兄弟都长大成人,等着成亲,因为家里面的地方太小,张有福就找生产队和大队批了一块地,自己当独立户,房子盖好了以后,正好赶上生产队分稻谷,张有福就把自己家的粮食囤在了新房子里面,新房子,没有老鼠,地势又高,当时,张有福还没有把家搬到新房子里面,粮食弄到新房子以后,张有福就在新房子里面睡了一夜,不放心粮食吗?这可是大半年的口粮,不看不行啊!可是,当张有福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大家猜怎么着,粮囤里面的粮食竟然不翼而飞。
  这不是很奇怪吗?张有福夜里面睡觉一点都不沉,当天晚上,他也没有喝酒,夜里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几百斤的稻谷在一夜之间突然不见了。
  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这一定和张有福伤害狐狸大仙的事情有关系。加上一些人的想象,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缺乏想象力的,龙,不就是我们的祖先想象出来的吗?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人的十二属相中,只有龙是不存在的东西,可是它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十二生肖。笔者不知道这个虚构出来的龙是怎么在十二生肖里面弄到一席之地的,难道也是靠关系、走后门,怪不得“拉关系”和“走后门”盛行于世,敢情老天爷在很早的时候就创造了这种基因,这也应该是老天爷造的一次假,难怪现在造假之风盛行,敢情造假从老天爷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最大的山寨货,在这样一个虚无的旗帜下,封建帝王深受启发,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是龙之子;更可笑的是,我们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龙之子,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不就是龙之子吗?遗憾的是,这种所谓的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在远古和开天辟地的时候,都不曾存在过,虽然,这种说法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精神的追求,但笔者总觉得,这种龙文化有点把中华民族的文化虚化的意思。
  试想一下,“我们是龙的传人”,那么,世界上其他民族是这么东西的传人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这还不足于让我们骄傲和自豪吗?干嘛要借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来自欺欺人呢?崇尚自然和真实,实事求是,难道不是我们的传统吗?
  不管什么东西,也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经过想象的加工,就成了神话,大家想一想,一只狐狸,他能在人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一囤粮食消失殆尽,没有一定的神力,肯定是做不到的。于是乎,狐狸大仙便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仙。
  并不存在的龙能让人顶礼膜拜,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狐狸自然会让人听而生畏。
  张有福的故事,不由人不信,人是身边的人,事是活生生的事情。
  在奉贤大队小桃村,还有一件事情更加离谱。
  小桃村有一户人家,姓文,户主叫文二敦,年龄四十一,他和老婆生了两个孩子就不敢再往下生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夫妻俩生下的这两个儿子都有严重的缺陷,老大十七岁,未足月降生人世,是一个畸形儿,和高建树差不多,差不多,指的是身体,高建树的脑子很好,也能养活自己,可文二敦的这个大儿子,整天痴痴呆呆的,只知道吃喝拉撒睡,其它事情,一概不会,老二十五岁,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瞎子,比老大好不了哪儿去。
  乡亲们都说,这是有原因的。
  在文二敦还没有成亲的时候,一年冬天,他在雪地上发现了一只饿死……或者冻死的狐狸,有人说是狐狸,有人说是黄鼠狼,文二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只非狐非鼠的动物剥了,然后将皮缝在了自己的帽子里面。
  于是,乡亲都认为文二敦之所以生了两个有严重缺陷的儿子,和冒犯狐狸大仙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总之,在乡亲们的舌头尖上,关于狐仙的故事还有很多,笔者之所以列举一二,只是想告诉大家,“71。9。27”案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都知道,有些故事只是用来说说听听的,说过以后,或者听过之后,一笑了之,可是在乡亲们的舌头尖上流传的关于“狐仙的故事”可不能一笑了之,大家想一想,乡亲都认为高建国家的失火案是狐仙所为,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认真对待和思考案子的事情,不能认真对待和思考案子,就不大可能向警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这在客观上影响了警方的调查。狐仙的故事将会淹没很多案子的线索,将会尘封很多记忆中的东西。
  郑峰和李云帆明显地意识到,“71。9。27”案和同志们以往所侦办的案子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拿下“71。9。27”案的意义不限于案子本身。郑峰是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角色,他既要拿下这个案子,又要看看“狐仙”文化到底是什么货色。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七号上午八点一刻,两辆吉普车停在奉贤大队大队部前面的三岔路口上。从公路到奉贤大队的大队部之间有一条比较宽的土路,这条路勉强能走汽车,汽车到大队部以后,就不能再往前走了,通往高刘村的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而且非常窄。
  大队部的门锁着,在大队部的屋上头竖着一个喇叭,一条电线挂在下面。在门两边的墙上,有两个用石灰写成的标语:
  “农业学大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大队部的西边有五间房子,由东向西,第一间有两扇很宽很高的木门。
  第二间和第三间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粮食加工厂,粮食加工厂的前面的空地上停着一台手扶拖拉机。粮食加工厂的门内外站着一些人,屋子里面传出机器的轰鸣声。
  西边两间是小卖部,小卖部的门口站着两个女人,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嗑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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